马载坤（外科学教授）

迎接时代新曙光的院长——马载坤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西安，在历经一年多的艰难的坚守和反迁院斗争后，西北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终于迎来了新的跨越式大发展的生命周期。而带领医院迎接解放新曙光的院领导，就是当时代理院长马载坤先生。

　　1915年11月27日马载坤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东杜村。1928年考入闻喜中学，1931年插班考入太原中学，因成绩优良列前三名被保送进入北平通州潞河高中。在潞河中学，开始接受进步人士影响，追求科学和社会进步，曾在校刊《协和湖》上发表抗日文章，1933年以满腔抗日热忱积极参加了古北口、喜峰口的长城抗战救护工作。1935年马载坤被保送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

　　1937年10月日本军队逼近黄河，齐鲁大学被迫撤至四川成都华西坝，马载坤将自身的六百元大洋及一千元存折设法汇寄西安，欲赴延安参加抗日。当他去与导师叶鹿鸣教授告别时，叶教授语重心长的劝诫和勉励他应先学好专业，以一技之长再去延安抗日亦不为迟，导师的一席话使他改变初衷，决定留校继续学习钻研医学知识和理论，丰富自身才能，但他一心抗战报国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1938年夏，他与齐鲁大学的十余名同学利用暑假期间积极参加了修筑成都南郊太平寺飞机场的劳动，他们一边热情为民工服务，一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2年马载坤以优异成绩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同时获得齐鲁医学学士及加拿大医学博士双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四川西康富林公路卫生站、绵竹仁泽医院、成都空军医院、成都市立医院从事外科工作。走进社会后，他对于当时官场腐败与百姓疾苦和悲惨命运感受颇深，他积极靠拢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参与了传递信息，交换物质及掩护地下党人员等工作，如曾掩护民盟四川领导四川大学讲师黄宪章住进医院，以躲避特务抓捕。1944年已准备好搭乘飞机前往延安，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未能成行，但引起当局的怀疑。1945年其老师董秉奇通过关系获悉到国民党特务已准备抓捕他时，暗示他迅速离开成都，避免遭受毒手。于是马载坤携全家来到西安，经齐鲁大学医学院同学张时介绍进入广仁医院，与叶瑞禾、王秉正、张哲丞、杨子超等一起从事医疗工作。

　　1946年西北医学院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和附设医院自汉中迁来西安，因许多教授职员辞职他就，医学院临床教职聘请了多个齐鲁、华西同学所充任，同时该校刚迁西安，附设医院尚在建设之中，学生临床实习也安排在联勤总部西安陆军总医院进行。当时在陆军总医院任主治医师者，同时可兼任西北大学医学院讲师职务。1947年在张同和教授的介绍和帮助下，马载坤遂辞去广仁医院之职，转入西北大学医学院任讲师同时兼任陆军西安总医院主治医生，后被西北大学正式聘为医学院外科副教授，开始了在西北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和医疗工作。

　　1948年，随着西北战局变化，国民党军队溃退撤出延安，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不少富有者纷纷设法离开西安，前往四川或南方。西北大学医学院和附设医院亦接到军事当局命令要求迁校于四川。11月，西北大学成立应变委员会，商讨有关迁校事宜，并派遣附设医院院长王立础等赴重庆联系迁校事宜。在医学院教授会议上，推举由马载坤任附设医院代理院长主持医院管理，并签请西北大学予以聘任。当时论资历、职务，马载坤是最年轻的副教授，且来西北工作不到三年，何以得此任命?原因在于一则当时医学院内日德派与英美派教授在医学教育与医疗理论及措施上长期存在矛盾和差异，马载坤和双方均能较好相处;二是在广大学生的请愿声中，认为马载坤为人热情，处事公允，能不从派性出发办事，因此教授们大多认可马载坤为代理院长的合适人选。

　　12月18日，西北大学决议要求医院停止收容住院病人，停止门诊，准备迁校。马载坤召集医院职工会议商讨，大部分教授和员工不同意搬迁，医院决议与医学院采取一致行动，全体同仁愿继续在原地工作以维持生活，如有愿去四川者签名，医院设法运送。对于军事当局一再要求搬迁的催促和威胁，马载坤与医院秘书张时等以上级不拨经费，无法购置包装设备物品各种木箱及容器等原因，采取软拖硬磨，收拢拖延的策略。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医院组织了护校队保护院产，阻止迁校。在教育部不再下拨经费的情况下，组织医护为中南公司查体、对外进行手术、医院开设小卖部、理发室、出卖医院内水井的甜水等办法增加收入，将收入和盈余分给全院职工，以安定大家的生活和情绪。1949年1月，西北大学应变委员会决定不迁校，医学院决议成立应变分会，马载坤担任委员之一。医院遂决议不迁，并于2月14日门诊复诊，21日病房也开始收治病人，并在《建国日报》、《西京日报》刊登启事，以广周知。由于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全院教职工齐心协力反迁校迁院，马载坤等校院领导与国民党军事当局不配合，医学院和附设医院的教学医疗工作延续未停，医学院和附设医院财产未受丝毫损失，直至解放军军管会进驻接受。马载坤代院长和医院教职工的反迁护院工作受到军管会多次表扬，并受到贺龙元帅以“进步人士”的赞许。

　　1949年5月20日，枪炮声渐渐停息，解放军开进西安。一大早，马载坤代院长与医院秘书、内科医生张时带领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提着卫生急救箱，打开医院大门到新城北门，救护解放军伤员，并代表医院向解放军表示欢迎和慰问。6月7日，由于王立础院长入川久而不归，医学院第一次临时院务委员会决议，签请西北大学正式聘请马载坤为附设医院代理院长，20日，国立西北大学聘马载坤为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6至7月解放韩城战役打响，伤员很多，马载坤从西安军管会得知负责医疗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人力极度匮乏，医疗水平粗放，医疗救治跟不上，表示愿意帮助解决部队缺乏医疗人才的情况。7月底扶眉战役打响，医学院组织了四个师生支前救护队分头到第一野战军的各野战医院工作，马载坤立即申请组织手术医疗队，支援前线战役，他以西北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代院长兼手术医疗队队长身份，带领14名医护人员赴西关飞机场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帮助该院的医疗工作。当时以刘潍、李炳之、潘念慈为首的第一后方医院已收治伤员了2400余人，正愁力量薄弱，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队的到来大大加强了该院的医疗工作力量和技术，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医疗队成绩卓著，有效救治了许多伤员，深得军管会领导好评。9月初因医学院行将开学，手术队撤离回院。此时西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彪、曾育生等军队领导感到人才难得，极力敦劝马载坤能留部队工作，暗示马载坤写一自愿参军申请书，以作为部队与地方交涉的依据，对马载坤及全家则提供供给制待遇。当年10月马载坤坚请辞职，西北大学再三挽留无效，同意退还原聘书。马载坤离院参军，到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工作，被任命为医务副主任，妻子沈静被任命为总护士长，总管全院的临床护理与护理人员的培训教学工作。

　　当时的第一后方医院(后改名第三陆军医院，现儿童医院)是在一个废弃工厂内，房屋破旧，无上下水，无卫生设备，技术人员极度匮乏，为救急，马载坤申请上级从军医大学应届毕业生抽调35人，又从西安招进270余人，进行科学培训和整顿，使医院初具规模和功能。五个月即收治了800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转来的志愿军晚期战伤伤员，马载坤与同事们一起昼夜操持，积极组织救治，多次受到上级表扬，马载坤和妻子分别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第三陆军医院被授予集体三等功。

　　1953年第三陆军医院改为地方康复医院(儿童医院)，1954年1月马载坤被调往第六陆军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任副院长，经其整顿医疗制度与完善医疗常规，到归建第四军医大学时第六陆军医院的教学体系已初具规模。1954年马载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马载坤被授予军医少校军衔，1957年任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四医大外科教研室主任。1959年马载坤率四医大医疗队赴西藏参加平叛医疗。1961年自西藏回来后奉总后勤部调令赴京任海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兼大外科党总支部书记。1986年离职休养。1998年7月9日，马载坤病逝于北京海军总医院，享年83岁。

　　马载坤一生追求科学与社会进步，热心效力于国家民族，专注医学事业，善于团结同事共同奋斗，具有很高的医学专业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尤其在野战外科和矫形外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无论在西北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西安交大二附院)，或之后在四医大二院或海军总医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和显著的成绩。尤其在西安解放前夕的困难时期，马载坤临危受命，担当医院领导，与医院同仁们一起不畏强权，保校反迁，为新中国奋力保护和保留住了西北地区当时唯一的一所高等医学教育机构——西北大学医学院及附设医院，即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和第二附属医院，马载坤所作出努力和贡献应被永远铭记。

(部分资料由其女马芳提供 刘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