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西迁来陕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后因日机轰炸相继辗转汉中、南郑等地，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至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址，先后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建国后，又经机构分合，前后改名为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习惯仍旧称之为"西医"）。病理学科也是最早随校西迁的学科之一，并在数代病理人的努力下，伴随院校兴荣，渐成今日之格局。值此西医八十华诞之际，仅以本人接触过、曾教于我或予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西医病理人的点滴往事以记之。如有不周不详、遗漏谬误、抑或不敬之处还请谅解。

我是1989年考入西安医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自此，“89级”便成为我们这群人在校期间的代号和刻进每付皮囊里的印记），1994年本科毕业留校分配至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由此也便与西医病理结下了半世情愿。

病理学课程是最具代表性的桥梁课程，是医学生学完基础课之后首门描述疾病变化的课程，同学们的兴趣和积极性都很高。病理学课程分小课、大课，大概是在1991年前后开课。小课是实习课，以小班为单位在病理楼实习室上，主要是观察标本、描述各种疾病样本HE切片的镜下形态。当时，给我们上小课的老师中，有一位身材高翘漂亮的女老师叫田东萍，另一位精明干练的男老师叫苏敏。苏敏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时常拎着一个浅色的保温壶穿梭与病理楼和一附院之间取标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模范夫妻。现在，他们双双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继续从事病理学工作和法医工作，是我国病理行业和法医领域知名的教授和专家。

病理学大课是在病南、病北教室上的，全年级十多个班分成两个大班。印象中给我们上病理学大课的一位身材高大矍铄的老师叫牛恕淼。牛教授上课时一定是身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学者风范、绅士派头十足，让人肃然起敬。

而牛老先生治学之严谨、课堂用语之精准、思维逻辑之缜密、学术功底之深厚，更是在我从事临床病理工作之后才切实体会到的。记得大概在2002年前后，邀请牛老先生在我科举办的《全国临床病理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班》上做一个关于甲状腺疾病病理诊断的专题讲座。虽然那时，电脑、PPT已开始普及，数码相机也开始应用，但是，牛老先生数十年间收集的诸多病例的显微图像和授课内容都是采用传统胶片式幻灯片保存的。因而，近两百张的幻灯片都要用老式幻灯机播放。而按照次序播放、及时处理卡片故障是使用老式幻灯机授课必备的技巧。那时，年逾80高龄的牛老教授依然是身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黑色皮鞋。并提出要指定一位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来播放幻灯片，以确保授课治质量和会场氛围。由此，足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

在工作的前几年，作为低年资住院医生，打杂跑腿的事自然就会多一些。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时常会拿一些疑难病理切片去医学院或一附院求助老教授会诊。

从事临床病理的人都知道，在免疫组化和分子检查广泛应用之前，甲状腺滤泡上皮的乳头增生与乳头状癌、滤泡性肿瘤的胞膜血管侵犯的镜下鉴别和诊断，是时常困扰甲状腺病理诊断医生的难题。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牛老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了我们国家地方性甲状腺肿及相关疾病的流行性调查和防治研究，参与制定了甲状腺疾病病理诊断的多个文件和标准，在甲状腺疾病诊断中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颇有建树。因此，有关甲状腺疾病的疑难病理大多会去请教牛老先生。那时的牛老先生已退休在家，因而，每每都会到牛老先生的家里去会诊。记得牛老先生的家在医学院家属院一栋老楼的一层，门前小院的几株花草、果蔬犹显恬静。窗前书桌上有一台老式自然光源显微镜，采用一根日光灯管照明。初到牛老先生家，当我看到墙上先生身着燕尾服的大幅照片(也可能是油画)时，才真正体会到英国绅士就应该是这样的派头吧。

每次去会诊，牛老先生都是先让座倒水，然后才打开日光灯、调好聚光镜，一边问病史和肉眼检查，一边浏览切片。并会对镜下所见讲于我听、指于我看，讲滤泡的增生与萎缩，讲胞膜、血管侵犯的结构特点，讲核內包涵体判断，有时还拿一些随访多年的病例来分享。牛老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深入浅出的专业讲解瞬时让我思路清晰，很快掌握了甲状腺疾病的病理诊断。

那时候经常去讨扰的另一位病理学教授便是我校一附院病理科的张学斌教授。张教授在临床病理诊断中很有造诣，尤其擅长软组织肿瘤的诊断。在见到张教授之前，就已久闻张教授在病理行业和外科领域的大名，科室前辈也常常会谈起张教授病理诊断水平如何之高深、对下属要求如何之严格。张教授个头不高、天庭饱满、发际很高、头发花白、不苟言笑，初见张教授的第一印象有点像孙中山，给人一种不言自威的感觉。

张教授每天早上很早就会到科室，大概6、7点就开始关门读书，英文版的美国病理学、临床病理学杂志是张教授每天必读的书籍。我经常会在早上8点之前赶到张教授办公室门口，这样就可以在张教授开门时第一个进行会诊，但在张教授开门之前是绝不可以敲门打扰的，否则，后果应该是有人体验过的了。

张教授阅片速度很快，他使用的显微镜是没有持片器的，但见他两指夹持切片在载物台上快速划过，就已经诊断了。因此，找张教授会诊的患者和临床医生经常开玩笑说:“张教授的眼睛也太值钱了，就那么一划，会诊者屁股还未坐定，诊断意见就都出来了。” 也常有人由此而质疑张教授看片会不会漏诊，希望多看几眼。可他们怎么知道，没有坚持几十年每日晨读的功底，谁能有这么一眼定乾坤的胆识和气魄呢！在张教授的影响下一附院很多病理医生也都卸掉了显微镜载物台上的持片器。我因为一台显微镜载物台持片器故障，现在也习惯不使用持片器了。

除了患者直接申请张教授会诊之外，年轻病理医生如果没有做足基本功课冒然去找张教授会诊，那过程常常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在请张教授会诊前，一定要做足功课，查病史、看影像资料和临床检查结果，仔细看切片，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鉴别诊断和个人关心的问题。因为，张教授经常会指着多头显微镜视野中的病理形态结构让你去辨认。这也才是真正的临床病理学带教方法。

张教授除了威严的一面，其实也是蛮和蔼的，我的第一篇专业学术文章也是在张教授几次耐心修改后发表的。

西医病理还有两位重量级人物，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司履生教授和王一理教授。花白凌乱的头发以及夏日的大裤头、老头衫、拖鞋是司教授留给西医师生最直接的印象，这也成为很多年后西医师生回忆美好校园生活时每每谈起的一个话题。而司教授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视角、不阿的性格和在病理学研究中的贡献才是真正让人佩服和敬仰的。与司教授不同，王一理教授则是浓眉大眼、温文尔雅，说话声音虽然不大，但看问题的着眼点却极高，经常是几句启发式的话语便已点出问题的本质。由司履生教授与王一理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创建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免疫病理研究室位于医学院西门内北侧病理楼一层，是当时西医校园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昼夜灯火通明的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是西医、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最较早开展诸如免疫组化、PCR、基因转染定点突变等细胞生物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实验室，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医医学研究水平的代表，也成为培养病理学学人才的基地。很多毕业的研究生也都由此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免疫病理也因此被戏称为"留学生培训基地"。因而，免疫病理也就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医学生趋之若鹜的地方，而能否考上免疫病理的研究生，也成为证实个人学术水平、科研潜力及专业前途的标志。

我有幸于2001年成为司、王两位教授门下的一名博士生，进入免疫病理也才深刻体会到江湖所传不虚。会议室内悬挂着司教授在免疫病理成立十周年时亲笔所书的一幅字——“十年不一般，今朝更好看！”如实记录了西医免疫病理的辉煌。而今，从免疫病理毕业的一百余名病理学硕士、博士散布于世界各地，并都已成为所在专业和领域的中坚力量，有的已成长为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军人物，做出了不凡的贡献，真所谓桃李满天下。

西医二附院病理科的张志谦教授朴实无华，曾经在全国性的食道拉网细胞学检查和我院体表肿块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技术方法的建立和应用中做出了重要工作。退休之后的张志谦教授还继续从事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工作，并依旧关心科室的发展并，近期，张志谦教授还陆续将个人的病理学专业书籍无偿捐献给科室。

西医二附院病理科的苏宝山副主任技师则不仅是西医病理技术人员的代表，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病理技术人员的代表，在病理学技术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仅将免疫组化、原位杂交、PCR等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较早地引进到二院病理诊断工作中，更是改良、建立了多种病理染色技术和方法。苏宝山副主任技师超强的技术操作能力、对于病理技术发展的关注和“闯出病理人的一片天”的口头禅更是在国内病理行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高超的厨艺和退休后专注于赛鸽的生活状态也常为大家津津乐道。

而今，朔源已逾一世纪，迁陕也过八十载，西医病理源远流长、一脉传承，西医病理人也依然在细胞的世界里一路前行，躬耕不辍见细微以知真著，潜心育学解机制而析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