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玉林教授1952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留校在我院耳鼻喉科任职，1955年～1959年国家公派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耳鼻喉科医院学习，师从阿·格·里哈乔夫院士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我院耳鼻喉科工作至1991年。期间担任科室副主任11年，担任耳鼻咽喉科主任6年（1982年—1987年）,为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委员。先生培养了许多学生和研究生，撰写文章70多篇，对耳聋、耳病、尤其是对内耳内环境开展了多方面探索研究，大胆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获同行的认可。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获西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获陕西省卫生厅三等奖一项。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1984年，他给我们上耳科大课，先生高大英俊，讲课幽默诙谐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他把中耳炎发病特点总结为：脓、聋、孔，使我对中耳炎疾病有了提纲挈领的认识，避免了死记硬背的烦恼。1988年我有幸成为先生的闭门弟子，他不仅在学业上指导我们，给我们一个轻松的畅所欲言的环境，使我们开阔思维，寻找科研突破点。上世纪90年代，先生经常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告诫我们中国的医学不能一直跟的西方走，当“二道贩子”，即只会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使用，没有创新。先生认为我国医学科学突破点在中西医结合，近年屠呦呦先生荣获诺贝尔奖证实了他的判断。在思想上，先生经常教育我们社会再乱，自己心不能乱。看到国家刚富裕一点，不少知识分子不读书，不学习，整天大吃大喝，玩物丧志，先生非常痛心，指出我们科技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大家一定要努力追赶，要静下心，脚踏实地钻研业务，为病人服务。为了让我把研究生的课题深入下去，91年我硕士毕业后，先生专门让我开了鼓膜穿孔专科门诊，该门诊一直延续到现在，使用非手术方法治疗各类鼓膜穿孔数千例，获得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先生高瞻远瞩，90年代就鼓励我们到国外发表论文，师兄许珉教授把他的研究生论文翻译成英文1995年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该论文是我院最早的由我院独立完成的SCI收录论文。

先生一直对党和国家有感恩之情，他常常说：国家在50年代那么困难的时期花钱送他去苏联留学5年，他在莫斯科一年的花费是当时40个农民劳动一年的收入，他的知识和能力是国家培养的，一定要回报社会和人民，才能问心无愧。
先生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每天看书学习，并把读到的好文章或自己学习的感受写成诗，每2-4周自费打印发给科室的医生和护士们，让大家学习，请大家给他的诗提意见，已坚持近10年。先生发现好的书，就自己花钱买好送给我们师兄妹，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和人物传记等，我收到先生送的书有十多本。先生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知识分子典范，先生的爱国爱党爱院爱科室的情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我院80年院庆之际，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