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八年

转移到汉中农村后的西北联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学医疗设施不全，条件及其简陋艰苦。国立西北医学院独立后，前期部一至三年级学生在马家庙院部上学，食宿则散居附近村庄，女生宿舍在刘家祠，男生食宿在孙家庙和杨氏祠，后期部四五年级学生食宿在距文家庙二里的黄家坡，学生宿舍为竹片泥巴墙的草屋。教职工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分散租住在沿汉江的各村农舍里。学校雇有号手，每日以号声响起声达各村通知作息及上下课，师生们再从各村来院上课上班。平时散在乡间，倘佯在稻田油菜花的田园风光里看似浪漫的，当一到冬季和雨天，在潮湿阴冷中读书，在泥泞田间里往返，则苦不堪言了；没有电灯，晚上靠点油灯或自制的土蜡照明读书。上课缺笔少纸、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教材匮乏，多是教授们编写油印的讲义，常常是多人共用一本教材，纸质也极差，多为发黑粗糙的土制纸。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教室或图书馆去，而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虽转移到了乡下，而日本军队的轰炸也随之跟踪对医学院和医院进行轰炸。1940年5月20日，十余架日军飞机轰炸位于黄家坡和文家庙的西北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投弹四十余枚，火光四起、房倒屋塌。与学生同住在黄家坡的医学院教务长、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和四年级学生的栾汝芹、陈德庥，以及当地百姓14人不幸被日寇的炸弹夺取了生命，之后日军的多次轰炸还炸毁了附属医院图书馆及十余间病房。环境困难和形势的严酷，并没有影响到师生们坚持办学，弦歌不辍，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在医学院蹇先器院长、徐佐夏院长和附属医院颜守民、王同观、赵清华等院长的先后领导下，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在马家坝、文家庙修缮庙宇祠堂，并加盖了数十间草房，用作教室、实验室、门诊、病房、手术室和检查室。到1942年，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已具相当规模，国内许多知名教授来执教或兼任教授，如以外科圣手而著称的万福恩、组织解剖学教授王顾宁、药理学教授马馥庭、耳鼻喉科教授张济乡、皮花科教授赵清华、细菌学教授纪学參等，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如王兆麟、霍炳蔚、黄国钦、张之湘、孙擷芬、李景颐、梁福临等留校任教，许多人以后都成为了国内知名的学者。学生已近300人，基本能按教育部规定之课程设置教学，并向河南大学医学院、南通医学院等内迁的医学院提供医学基础教学和学生临床实习基地，国立西北医学院成为大后方四大国立医学院之一。

汉中当时为大后方的抗战重要军事基地，驻防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八路总站、美军十九航空队、陕甘鄂边区警备司令部和许多转移下来的行政机构等，附属医院为陕南唯一的大医院和已具规模的教学实习医院，业务也较鼎盛。据1942年度统计，附属医院设各类病床80张，日门诊量在文家庙100到80人次，门诊部迁城内汉台后达300人次。设有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皮肤等科室，配有手术室、检验室、调剂室、检查室等，在大后方极具名气，其眼科、耳鼻喉科等都是陕南唯一的诊疗机构。除为当地民众和驻军诊病外，作为军政部设立的重伤医院，附属医院还接受治疗了大批抗战前线下来的伤员。

西北联大、西北医学院在汉中期间虽条件艰苦，仍秉承“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的办院宗旨，不忘担负西北医药最高学府之重责，仍保持医学科学研究传统。附属医院院长王同观教授拿出自己的薪金，每学期资助两名成绩优异但家境困难的学生；教师们在教学之余，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和交流，针对图书教材和学术资料短缺，组织成立了以教授为主的医学院医学抄读会，利用授课余暇，交流各自学识并介绍新医学，并允许学生旁听。1938年，教育部令设医学院医学研究所，在对陕南的流行病地方病等疾病的调研已略具端倪。为深入研究，由热带病学教授马海目教授负责筹备成立了地方病研究所，进一步开展工作。时值抗战，大后方药品极为短缺，院长兼药理学教授徐佐夏和毛鸿志教授负责成立了中药研究所，并支持学生成立药物研究会，研究发现和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代替西药，力求药物自足。如徐佐夏教授就地取材，以土硼砂为原料来提取医用硼酸解决问题。附属医院各科也很重视通过对病例统计进行疾病谱和流行病学的研究分析，并有针对性的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如1943年各科对五年来威胁汉中当地民众健康的主要疾病进行就诊排序，发现当地疾病以急性、慢性传染病及营养不良性疾病、寄虫病等居多，如内科排在第一位为肺结核，并有逐年增加趋势，认为“其影响兵员之补充、后方之建设之重为抗战期间之严重问题也”；妇科以不孕症最多，而查其主要原因为淋病和子宫后屈，后者原因多为医学知识缺乏，既不能预防在先，又不能适当治疗或缺乏根治决心；产科以妊娠检查占第一位，达64.2%，职业统计多为知识阶级女性，同时对农村妇女较少来院分娩导致产妇、新生儿死亡率高较多不良后果，提出了其生理、心理、环境、社会原因和解决办法；眼科多数是沙眼、急性结膜炎等；儿科首位为寄生虫病和传染性疾病，“欲求治术之法，惟有普及卫生常识养育之法，以其发达为健全之分子；”以“外科圣手”著名的外科教授万福恩开展以“大脑额叶切断术”治疗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以三叉神经节注射治疗三叉神经痛，闻名大后方。

抗战期间的汉中较重庆、昆明等内迁学校较多的地区相比，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更差，医学院人员流动也比较大，附属医院院长更迭也较为频繁。1940年，附属医院院长颜守民教授休假离职考察，妇科学教授王同观接任院长。1942年王同观辞职离院，由皮花科教授赵清华继任。1944年1月，因物价飞涨、教学经费短缺，学生基本生活和学环境得不到保障，加之军事教官的跋扈，以西北医学院八期学生与军事教官发生冲突为导线，学生罢课抗议，引发全校性学潮。教育部长陈立夫为平息事态，将西北医学院院长徐佐夏及军事教官免职离校，教务主任李宝田、附属医院院长赵清华也同时被解聘。附属医院院长由内科学教授陈阅明担任。

至此，颜守民、王同观、徐佐夏、李宝田等又一批北平大学医学院内迁的知名元老教授相继离去。而这些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离开西北医学院后，则对国内多地医学发展贡献极大，如颜守民历任沈阳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南京医学院儿科学教授、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徐佐夏历任江苏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兼副院长、青岛医学院药理学教授，为国家一级教授。王同观后任陕西医学专科学校妇产科教授兼教务长和南通医学院（后更名苏州医学院）教授、附属医院院长、南通市人民医院院长，国家二级教授。陈礼节和厉矞华夫妇，受侯宗濂邀请任福建省立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抗战胜利后陈礼节受浙江省长陈仪之邀，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台湾热带病研究所、结核病研究所任所长、教授等职。后任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会长、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杭州市卫生局局长、副市长等职。厉矞华后历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教授。浙江省妇幼保健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首任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等职，为浙江省医学儿科学的奠基人。

1944年5月30日，教育部聘请著名生理学家、原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福建医学院院长侯宗濂担任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决意振兴西北医学院，兼容并蓄，先后聘请了一批协和、同济、河南大学等医学院和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批国内知名教授学者来医学院任职，使国立西北医学院办学思想和条件出现新气象。如病理学教授李赋京、细菌学教授张效宗、细菌学教授汪美先、病理学教授李佩林、眼科学教授潘作新、内科学教授汤泽光等。侯宗濂认为汉中地域狭小封闭，不利学校发展，于是筹划迁校于兰州，1945年合并兰州的西北医学专科学校为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侯宗濂兼任院长，汪美先教授代理院长，以当时第九期（三年级）为迁兰第一班，以卫生署西北卫生实验院为附属医院，以小西湖为院址。待一切皆接洽妥当整装待发时，此时国内形势大变，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西北医学院师生们组织复校北平委员会，众口一心要复校北平，迁校兰州计划终止。侯院长心力毁于一旦，肺病复发吐血，卧床不起。1947年侯宗濂因病辞职，教育部任内科学教授汤泽光为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

资料显示，从1937年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安联合大学医学院更名国立西北联大医学院奠基西北，至1949年期间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医学院，它始终与原北平大学医学院一脉相承，其中并无其他院系加入或联合，也未能如1937年同时内迁的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一样复校北平，最后叶落长安。其砥砺汉中八年，移风易俗，开化现代医学之理念，培养许多高级医学人才，众多国内医界名流在此执教兴医，诊治病人和抗战将士不计其数，为保存和光大中国自己力量首开的高等医学教育火种，为抗战大后方医学事业的坚守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凝练出大医天下、救国为民、坚毅克难的抗战精神。